为什么中国的女法官这么多？

本文转自：知更说法

法官职业长期以来被视为男性主导领域，法律被塑造成男性的“暴力”或“理性”，而女性被赋予“柔弱”和“感性”的特征，导致女性在法律领域中面临诸多阻碍。女性主义法学者一直呼吁增加女性在法官职业中的比例，以促进性别平等。随着社会发展，近年来法院中女法官数量持续增加，个别基层法院出现了女法官数量超过男法官。进而‬引发了一些人鼓吹“阴盛阳衰”担忧男法官过少，甚至提出引入“性别定额”规则来控制未来女法官的比例。“阴盛阳衰”言论‬的‬背后‬反映了对女法官的深层次性别歧视。

目前我国法院体制中，整体上男法官数量多于女法官。在基层法院中，女法官比例远远超过中级和高级法院。预备法官数据显示女性略多于男性。在离职法官中，男法官居多。以广东省为例，整体性别构成仍然男性仍占多数，尤其在高层级法院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然而，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男女法官比例较为均衡，但‬尚未出现“女性法官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男法官更多地担任位高权重‬的‬职位‬，而女法官更多参与审判活动。而‬在高等级法院和经济发达地区，女法官比例较高，也显示了女性在司法领域的能力非常优秀。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法院系统内男法官数量普遍多于女法官的原因复杂多样，包括心理学上的性别特征和社会学上的性别角色所导致的气质差异，以及法律制度本身的性别偏向。法官职业被赋予了较强的男性特征，如理性和逻辑严密，这与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相契合。传统的社会角色分工如“男主外、女主内”也加剧了这一现象，社会上对男性法官的推崇和对女性的相对轻视加深了职业内的性别偏见。另外，职业性别刻板印象也将法官职业归类为男性职业，曾经女性受到法官职业男性特征的影响较大，因此在法官群体中呈现男多女少的状况。

在早期的司法制度中，法官角色多与政治和军事背景相关，由于‬那时女性较少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导致了男性在法官群体中的主导地位。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特别是1995年法官法的实施，法官选拔更加注重专业法律教育，从而为更多女性进入法官行列提供了机会。现代的学院型法官选拔制度强调专业性，与此同时，法律教育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具备了成为法官的资格。另‬外，职业性别隔离现象逐渐减弱，法官职业逐渐向性别中性化发展。尽管如此，在更高级别的法院中，男法官的比例仍然较高，反映出高层职位仍由男性主导的现状。

男法官‬离职现象的增加对男女法官比例失衡产生了显著影响。法官离职的原因主要包括薪资低、案件压力大、晋升困难以及法律抱负难以实现等，共同‬导致法官职业满意度普遍不高。特别是优秀的男法官，由于他们通常具有较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性，更容易因为晋升空间小和薪资低而选择离职。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官选拔制度的变革使得更多女性有机会进入法官行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男女比例的变动。因此，男法官的大范围离职不仅减少了法官群体中的男性数量，也间接改变了历史上法官职业中男性占多数的现状。

随着法学教育的普及和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女性在法官职业中的比例逐渐增加，逐步向男法官数量看齐甚至有超越的趋势。这一变化并不应引起忧虑，因为女性法官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对法官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实际上，女法官在处理如婚姻家庭和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时能够发挥其独有的“关怀伦理”，从而在实现正义的同时增添人文关怀，优化司法效果。从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法官职业中的男女比例应当与‬法学院的性别比大致相当‬，性别的比例平衡才是人力‬资源‬高效配置的标志。

法官职业应成为一种“去性别化”的中性职业，即不追求男女法官数量均衡，而是创造一个与性别无关的环境，让男女法官都有同等机会。男法官需要摒弃男权思维，视女性为平等的合作者，并与她们共同建设法治事业。女法官则应增强自信和独立意识，勇敢追求权利，警惕并抵制对女性的歧视。同时，要打破“性别本质主义”，需认识到男性和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虽然存在差异，但不应将其作为法官能力的唯一评判标准，应充分发挥男女法官各自的优势，超越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真正实现法官职业中的性别平等。

过去，女性在法官职业中的缺席主要是由于缺乏平等的入职机会，由于‬受到法学文化、性别偏见和传统任职制度的共同影响，导致法官职业长期被男性垄断。随着女性接受法学教育的增加和法官选拔制度的改革，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进入机会。在新的选拔制度下，越来越多年轻女性涌现为法官，并展现出较强的竞争力。面对女性法官数量的增加，更应多地关注如何提升女性法官的领导力，打破职业晋升的“天花板”，确保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平等地位。